在招投标市场规范化的大背景下，串通投标相关案件的数量和涉案金额逐年走高，司法实践中，不少市场主体因围标、陪标等行为，面临刑事追责的风险，但事实上，并非所有串标相关行为都构成刑事犯罪，围标陪标的行政违法与串通投标罪的刑事犯罪之间，存在明确的法律边界。

       结合笔者亲办的典型案例、刑法条文规定及学界主流观点，我们从两个核心认知出发，厘清串通投标罪的认定逻辑，拆解罪与非罪的判断关键，为市场主体和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引言：从两起亿级串标案看罪与非罪的边界

       司法实践中，串通投标罪的认定常存在“唯金额论”的误区，不少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最终却以不起诉或不构成犯罪结案，核心就在于司法机关对“犯罪构成要件”和“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审查。笔者在2023年办理的12亿元串标不起诉案中，涉案标的额远超追诉标准，但辩护人从证据存疑、情节显著轻微以及缺乏市场期待可能性三个角度抗辩，最终检察机关采纳建议，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某亿元串标案中，21家单位组成7个联合体投标，看似符合“多主体串通”的形式特征，但因联合体实质为单一主体控制，缺乏必要共犯的构成要件，显然上述行为不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

       这两起案例印证了一个核心观点：串通投标罪的认定，绝不能只看形式和金额，更要聚焦实质法益侵害和情节严重程度。而理清这一认定逻辑，首先要明确串通投标罪的罪质属性。
 

       一、串标罪不是危险犯，是情节犯、实害犯

       刑法中的危险犯，指只要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就构成犯罪；而情节犯、实害犯则要求行为不仅有违法形式，还须具备法定的严重情节或实际的损害结果，这是串通投标罪的核心罪质属性，也是其与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的核心区分点。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将串通投标罪分为两种行为类型，二者均以实害结果为基础，部分还需满足情节严重的法定要求，不存在“只要有串通行为就定罪”的情况：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时需同时满足「相互串通报价（行为）+ 损害招标人/其他投标人利益（实害）+ 情节严重（情节）」三个要件，缺一不可；而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情形下，虽条文未表述“情节严重”四字，但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该情形同样设有具体的立案数额与后果标准（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等）。因此，司法实践中仍需以实质损害结果作为判断可罚性的核心，无实际损害或未达到追诉标准的，不应认定为犯罪。
 

       何为“情节严重”？追诉标准的适用绝不能唯金额论

       根据最高检、公安部的追诉标准，“情节严重”包含六种情形，其中中标项目金额 400万元以上是实践中最易被机械适用的条款，但这一标准并非“绝对入罪门槛”。

       司法实践明确，金额仅为参考因素，需结合行为手段、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综合判断：比如前文提及的12亿元串标案中，虽标的额远超400万元，但因未采取威胁、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未破坏市场核心秩序，也无衍生损害，最终被认定为符合不起诉的标准。

       而《刑事审判参考》第 1564 号指导案例，更直接印证了“实害为核心”的认定规则：该案采用“报价承诺法”招标，投标人无自主报价权，只能按招标人设定的价格响应，即便存在组织多家公司围标的行为，因无抬高或压低报价的可能、未损害招标人及其他投标人利益，法院最终认定不构成串通投标罪。

       简言之，串通投标罪的认定，无实害则无犯罪，无严重情节则无刑罚，脱离实害结果和情节的形式化认定，不符合刑法的立法本意。
 

       二、围标、陪标违法行为不必然是串标犯罪行为

       招投标市场中，围标、陪标是常见的行政违法行为，不少市场主体因此受到行政处罚，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存在明确的边界，围标、陪标不等于串通投标罪，只有满足特定构成要件的围标、陪标行为，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实践中，判断围标、陪标行为是否构成串通投标罪，核心审查三个维度，只要任一维度不满足，就仅为行政违法，而非刑事犯罪。
 

       维度 1：是否存在两个以上独立的投标主体

       串通投标罪是必要共犯，即必须由两个以上独立主体共同实施才能成立，这是犯罪构成的基础要件。实践中不少围标案看似有多个投标主体，实则为实质单主体，这类行为自然不构成犯罪。

       如某亿元串标案，多个联合体、多家单位看似是独立投标主体，但实则受同一决策主体控制：投标策略统一制定、投标文件由同一团队制作、利益归属单一，本质是“单一主体的多个外在形式”，不存在“多个独立主体的意思联络与协同行为”，因此必要共犯要件不成立，围标行为仅为行政违法。

       周光权教授指出，“招投标”的概念具有明确的法律边界，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招投标活动，而拍卖、竞买、竞争性谈判、询价等交易形式，虽与招投标有相似性，但不属于“招投标”的文义范畴。对这些交易中的串通行为以串通投标罪定罪，属于“超出文义射程的类推适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维度 2：是否存在实际的法益侵害

       串通投标罪保护的核心法益是招投标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的合法利益，若围标、陪标行为未对该法益造成实质侵害，仅为形式瑕疵，则不具有刑事可罚性。

       司法实践中，以下两种围标情形因无实质法益侵害，不应评价为犯罪：

       （1）“包场式” 竞标：即仅有受控制的公司参与投标，无其他竞争者，不存在“排挤他人公平竞争”的情形，也未损害其他投标人利益；

       （2）“补手续型” 招投标：项目已实际完工或先期开工，仅通过招投标补走手续，若项目顺利实施、无质量问题、未超预算，招标人利益未受损害，串通行为仅为形式违法。
 

       维度 3：是否达到刑事层面的情节严重标准

       围标、陪标作为行政违法行为，由招投标监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即可；只有当行为同时满足追诉标准中的“情节严重”情形，且具有值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才会上升为刑事犯罪。

       实践中，法院会从多维度综合判断社会危害性：是否采取非法手段、是否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是否破坏市场秩序、是否有衍生损害（如质量安全事故、群体性纠纷）等。同时，若行为主体的围标行为符合公共利益需求、具有社会贡献，且主观恶性小，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可认定为“情节轻微”，从而不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若招标市场存在规则模糊、监管缺位等问题，行为人难以清晰认知自身行为的合法性边界，根据刑法的“期待可能性”原则，其行为的可责性会大幅降低，此类围标、陪标行为也不会被认定为犯罪。
 

       结语：厘清罪与非罪，守住刑法谦抑性底线

       招投标市场的治理，需区分行政监管与刑事处罚的边界，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绝不能过度介入市场行为。串通投标罪的认定，始终要以实质法益侵害为核心，摆脱“形式主义”和“唯金额论”的误区。

       对市场主体而言，需明确：围标、陪标虽为违法行为，但并非必然构成刑事犯罪，若存在“实质单主体”“无实际法益侵害”“情节未达刑事标准”等情形，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而在面临刑事追责时，也可从证据存疑、主体同一性、社会危害性不足、法益侵害缺失四个角度展开抗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司法机关而言，需坚守刑法谦抑性，对仅为行政违法的围标、陪标行为，优先适用行政监管；对涉嫌刑事犯罪的，需严格审查犯罪构成要件，综合判断情节严重程度，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既精准打击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恶意串通行为，又为市场主体的经营失误或轻微违规预留合理的容错空间，以刑法的谦抑性护航招投标市场的法治化与规范化发展。


撰文| 王亚林、刘智鸿
编辑| 代娜娜
审核| 陶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