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行为人驾车逃避交通执法检查的行为如何定性，始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究竟是仅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项下阻碍执行职务的行政违法行为，还是应当升格评价为《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其核心争点往往集中于：行为人在逃避检查过程中与执法人员发生的有限接触，能否被认定为该罪构成要件中的“暴力方法”？

       笔者近期代理的一起妨害公务案件即典型适例。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某某为逃避酒驾检查，驾车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逃窜，逃窜过程中碰擦辅警致其右膝受伤，后故意撞开第三方停放车辆逃离现场，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本文拟结合本案具体事实，从妨害公务罪中“暴力方法”的规范内涵出发，重点厘清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的边界，并对“主动的暴力行为”与消极逃避行为的界限进行类型化分析，以期对司法实践中同类案件的准确处理提供参考。

       二、案情简介

       公诉机关指控：2026年1月xx日xx时许，N市交警在市区路口设卡查酒驾。王某驾驶越野车行至该处，随即向右越过花坛驶入非机动车道；一名辅警跑至车左侧伸手阻拦，其未停车亦向右打方向逃离，行驶中车子碰擦辅警致其右膝受伤；其余执法人员追撵至车后，使用扔警棍砸车窗等方式对车辆进行示警、拦截。车辆行至某4S店门前过道时，王某自两辆新车中间的缺口中冲出离开现场，致两辆新车损坏，损失6231元。后王某全款原价将被撞新车购回。公安机关以故意毁坏财物罪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以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某为逃避公安机关执法检查，驾车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逃窜，逃窜过程中碰擦执法人员致其受伤，在狭窄过道内陷入周围车辆及执法人员包围后，不顾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故意开车撞开前方车辆逃离，并造成财产损失，其行为系使用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辩护人则认为，王某某的行为本质系消极逃避检查，未实施针对民警人身的冲撞或破坏警用设备的暴力行为，仅造成第三方普通财产损失，不应认定为妨害公务罪犯罪。

       三、妨害公务罪中“暴力方法”的教义学界定

     （一）“暴力”的法定内涵与司法解释的类型化列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该条款以“暴力、威胁方法”作为妨害公务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意味着并非所有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只有当行为人采取了法定的“暴力、威胁方法”时，才进入刑法的评价视野。

       关于“暴力”的具体内涵，2025年1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袭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号）第一条进行了类型化列举：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 “暴力袭击”： （一）实施撕咬、掌掴、踢打、抱摔、投掷物品等行为，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的； （二）实施打砸、毁坏、抢夺人民警察乘坐的车辆、使用的警械等行为，足以危及人身安全的。与人民警察发生轻微肢体冲突，或者为摆脱抓捕、约束实施甩手、挣脱、蹬腿等一般性抗拒行为，危害不大的，或者仅实施辱骂、讽刺等言语攻击行为的，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 “暴力袭击”。第八条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配合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警务辅助人员的，不构成袭警罪；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虽然上述是对袭警罪的司法解释，但是根据刑法体系解释原则，妨害公务罪中的“以暴力方法”与袭警罪中的“以暴力方法”内涵应当一致，因为攻击的对象、造成的后果等不同，适用不同罪名。

       上述司法解释对阻碍执法类“暴力”的界定，呈现出鲜明的主动攻击型特征——无论是直接对民警人身实施撕咬、踢打、抱摔，还是通过打砸、毁坏警用装备间接对民警人身形成攻击，其共同前提均在于行为人主动利用有形力对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施加物理强制或精神强制。

     （二）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学界通说的展开

       在刑法理论上，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是否仅限于直接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身实施的有形力，还是可以包括间接暴力（即对物实施有形力从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强制），学界存在一定讨论，但通说持肯定立场，即间接暴力亦可构成本罪。

       张明楷教授指出，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是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法行使有形力，即广义的暴力。其中，直接暴力是指直接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体实施有形力；间接暴力是指通过对物行使有形力，从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体和精神产生强制作用，使其无法正常执行职务。但无论是直接暴力还是间接暴力，都必须达到足以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程度。陈兴良教授在《注释刑法全书》中亦持相同见解，认为本罪中的“暴力”，系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体实施打击或者强制，如捆绑、殴打、伤害等。黎宏教授进一步指出，间接暴力虽不限于直接作用于人体，但仍须通过对物实施有形力，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武力影响。柏浪涛教授则从行为对象与法益侵害的关系出发，进一步限定间接暴力的成立范围。他指出，即便属于间接暴力，也必须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人形成精神上的强制效果，并由此导致其无法依法执行公务，否则不能评价为妨害公务罪的实行行为，这一观点强调了暴力行为与公务受阻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直接性，对于防止妨害公务罪的过度扩张具有重要意义。

     （三）暴力的本质特征：主动性与攻击性

       综合上述学界通说与司法解释规定，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具有以下本质特征：

       第一，行为的主动性。暴力方法必须是行为人主动实施的攻击行为，而非被动逃避过程中附随发生的接触后果。无论是直接暴力还是间接暴力，其行为结构均表现为行为人积极利用身体动作或工具手段对执法人员人身或公务装备施加有形力。行为人面对执法检查时的逃避、挣脱、摆脱等被动反应，即便客观上对执法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也与主动利用暴力攻击执法人员存在本质区别。

       第二，对象的公务指向性。暴力行为必须指向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人，或者指向正在用于执行职务的警用车辆、警械等公务装备。这是由本罪保护法益——国家机关公务管理秩序——所决定的。如果暴力行为指向的是与执法活动无关的第三方普通财物，则不能直接评价为妨害公务罪的暴力手段。

       第三，结果的妨碍性。暴力行为必须达到足以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程度。如果行为人的暴力行为显著轻微，并未对公务执行造成实质妨碍，则根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不应认定为犯罪。

       值得强调的是，面对执法检查，公民本能地具有逃避、摆脱的心理倾向。从期待可能性理论出发，对于单纯的摆脱、挣脱行为，刑法上不宜直接评价为妨害公务罪的实行行为。这是因为，法律不能期待一个人在面对国家强制力时完全放弃逃避的本能反应。刑法所要处罚的，是那些主动以暴力攻击执法人员、公然挑战执法权威的行为，而不是所有不配合执法的行为。

       四、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的边界

     （一）规范体系的双重结构

       我国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采取的是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二元规制的立法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一条规定，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五条亦规定，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有法定情形之一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立法者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划定了明确的界限：一般的阻碍执行职务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只有当行为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职务时，才升格为刑事犯罪。这一立法安排本身即蕴含着对“暴力、威胁方法”作为罪与非罪分界要素的强调。

     （二）边界划分的理论基础

       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的边界划分，并非纯粹的技术操作问题，而是关涉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根本贯彻。

       首先，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手段，只有在民事、行政等其他法律手段不足以规制时，才能动用刑罚。张明楷教授指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对于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构建了完整的规制体系，只有当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超出行政违法范畴时，才应当动用刑法予以评价。

       其次，法益侵害程度的量的差异，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实质标准。妨害公务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的正常秩序。但并非所有对公务秩序的干扰都达到了需要刑法规制的程度。只有当行为人以暴力、威胁方法公然对抗执法，严重损害执法权威和公务执行的可能性时，其法益侵害程度才达到刑事可罚性的门槛。单纯的逃避检查、不配合执法，虽然也对公务执行造成了一定妨碍，但这种妨碍尚未达到“暴力、威胁”的强度，依法应当通过行政法律规范予以评价。

       再次，《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的出罪功能，为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提供了规范依据。该条明确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于逃避检查过程中发生的轻微碰擦、未造成执法人员受伤后果的行为，完全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出罪条件，依法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三）本案的规范定位

       回归本案，一审判决将王某某驾车逃避检查过程中与辅警周于翔发生的轻微碰擦，以及撞损第三方商品车的行为，整体评价为“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实际上模糊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

       从判决书的表述来看，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某“在警务人员多次拦截情况下仍驾驶车辆在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逃窜，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造成执法人员受伤和财物损坏，其行为系使用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这一认定逻辑实质上是将“拒不停车、驾车逃离”这一行为本身直接等同于“暴力方法”，使“暴力、威胁方法”这一法定构成要件丧失了独立的限制意义。

       若照此逻辑推演，凡驾车逃避检查且与执法人员发生任何接触的，均构成妨害公务罪，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一条关于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应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将几乎被完全虚置。这显然违背了立法者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划定明确界限的规范意图，也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要求。

       五、“主动的暴力行为”之边界：以机动车逃避检查为视角

     （一）行为类型化分析

       在机动车逃避执法检查的场景中，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呈现出复杂的样态，需要进行类型化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第一类是典型的暴力抗法行为。行为人明知前方设置检查卡点，仍高速驾车冲卡，直接撞击现场停放的警车，或将执法人员顶于车辆引擎盖上继续行驶、拖行甩落，甚至反复冲撞执法人员。此类行为中，行为人主动利用机动车作为攻击工具，暴力对象明确指向执法人员或警用装备，攻击性明显，社会危害性严重，无疑应当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相关案例即体现了这一裁判规则——如被告人为逃避检查以约80公里每小时高速冲卡直接撞击现场停放警车造成警车受损的（2024-06-1-055-018号案例），或将执勤人员顶于车辆引擎盖上继续行驶四、五米致执勤人员受伤的（2026-06-1-233-001号案例），法院均认定其系主动利用机动车实施暴力抗法，构成妨害公务罪。

       第二类是中间形态。行为人在驾车逃避检查过程中，低速通过执法人员拦截区域时发生车辆与执法人员的侧面擦碰。此类行为中，行为人既没有主动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故意，也没有利用机动车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车辆与执法人员的接触系行驶过程中的附带后果。对于此类行为的定性，需要结合车辆行驶轨迹、驾驶方式、行为目的等综合判断。

       第三类是单纯的行政违法行为。行为人仅为逃避检查驾车驶离，未与执法人员发生接触，或者虽发生接触但显著轻微、未造成任何伤害后果。此类行为依法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处罚，不构成妨害公务罪。实践中，多地公安机关对单纯驾车逃避检查、未主动暴力袭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逃离行为，均给予行政处罚处理。

     （二）本案行为的规范评价

       结合本案事实，王某某的行为显然不属于第一类典型的暴力抗法行为，而更接近第二类中间形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入第三类行政违法范畴。

       首先，从车辆行驶轨迹来看，王某某驾驶的车辆始终保持向前行驶，全程没有折返、掉头、追撞、反复冲撞或拖行执法人员的行为。根据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车辆从机动车道驶入非机动车道，再驶入人行道，始终沿同一方向前进，其行为目的明确——逃离现场，而非攻击执法人员。

       其次，从与辅警的接触方式来看，在案证据显示王某某存在主动避让动作，而非朝执法人员主动冲撞。一审判决书在描述这一情节时，使用的是“行驶过程中车子碰擦辅警致其右膝受伤”的客观行为描述，而非“故意驾车撞击”或“驾车冲撞”的主观归责表述，这一措辞差异本身即说明一审法院并未认定王某某具有主动撞击执法人员的故意。

       再次，从撞损第三方车辆的行为定性来看，王某某在4S店狭窄过道内因前方被停放车辆挡住去路后从缺口处驶离过程中撞开停放车辆。被损毁的是4S店停放的商品车，属于第三方普通公私财物，并非警用车辆、警械或者正在用于执行职务的公务装备。王某某撞开车辆的核心目的仅为驾车逃离现场，行为对象是与执法活动无关的第三方普通商品车。

       从法益侵害的角度分析，妨害公务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秩序。逃跑过程中对无关第三方财物的附随损害，侵害的是公民（单位）的财产权，而非国家公务管理秩序。如果认定王某某对车辆损毁主观上持放任态度，其行为依法应当评价为故意毁坏财物行为，而非妨害公务罪的暴力手段。一审判决将撞损第三方商品车的行为整体评价为妨害公务罪的暴力手段，实际上是将财产损害结果等同于暴力方法，混淆了行为对象与保护法益之间的对应关系。

       六、结语

       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手段，也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防线。对于能够通过行政处罚予以规制的轻微违法行为，应当严格遵循刑法谦抑原则，坚决避免将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升格评价为刑事犯罪。

       妨害公务罪作为维护国家机关正常履职秩序的刑事规范，其适用前提在于行为人实施了具有刑法意义上的暴力、威胁方法。“暴力方法”这一构成要件要素，是立法者为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所设置的实质门槛，不能仅因行为人拒绝配合执法、逃避检查，或者在逃离过程中造成了一定财产损失和人员接触，就突破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扩大解释。严格区分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的边界，准确界定“主动的暴力行为”的规范内涵，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六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四）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置的警戒带、警戒区或者检查点的。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

       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袭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高检发释字〔2025〕1号）

       第一条第一款：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暴力袭击”：（一）实施撕咬、掌掴、踢打、抱摔、投掷物品等行为，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的；（二）实施打砸、毁坏、抢夺人民警察乘坐的车辆、使用的警械等行为，足以危及人身安全的。

       第一条第二款：与人民警察发生轻微肢体冲突，或者为摆脱抓捕、约束实施甩手、挣脱、蹬腿等一般性抗拒行为，危害不大的，或者仅实施辱骂、讽刺等言语攻击行为的，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暴力袭击”。

       第八条：暴力袭击正在依法配合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警务辅助人员的，不构成袭警罪；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