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缘起

       某新能源汽车企业对老车主复购给予优惠政策：老车主本人或其直系亲属再次购车，可享受数千元至一万余元不等的购车优惠及权益转移。现实中，部分老车主并无复购需求，权益长期闲置；另一部分新购车用户则希望降低购车成本。被告人遂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信息，从老车主处收购权益，加价转售给新购车用户，并通过伪造户口本使购车人被认定为老车主直系亲属。公诉机关据此指控其构成诈骗罪。

       二、第一次会见：作出不构成诈骗的判断

       2026年5月，我接受被告人家属委托介入本案。第一次会见了解基本案情后，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案子不构成诈骗，我更倾向于是民事欺诈。”

       当事人此前有过刑事犯罪记录，对我缺乏信任，一度要求我转告家属不必再继续委托。我一方面向家属如实告知当事人的疑虑，一方面提出自己的判断：本案取保候审问题不大，因为定性存在根本问题。

       2026年5月21日，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在涉案金额如此之大且未退赔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当事人被取保候审。

       三、辩护策略两步走

     （一）先打定性：实地走访，查清复购权益的真实性质

       我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走访多家门店，分别咨询老车主复购与新客户首购的政策差异。调查结果印证了辩护判断：不同月份、不同门店优惠力度不同，部分时段新客户活动力度甚至超过老车主权益；老车主权益与新客户优惠只能二选一，不可叠加。

       “这意味着，无论谁来买，这笔优惠企业都要让出去。老车主用了，新客户优惠就没有了。企业不存在净损失。”

       诈骗罪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四个方面的要件：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不存在真实交易基础；客观上虚构交易核心事实，致使被害人陷入根本性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无对价处分财产；被害人因此产生刑法意义上的实质性财产损失。结合全案证据，本案四个要件均不具备，案涉行为仅系商事交易中规避企业内部规则的民事欺诈，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调整，无需刑事追责。

       1.本案不具备诈骗罪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民事欺诈的主观目的是促成真实交易，虽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欺骗行为，但未达刑事评价程度；关键在于这些交易中的瑕疵行为是否改变了交易的根本性质。刑事诈骗则以完全占有对方财物、无任何履约对价为目的，二者的主观边界清晰可辨。首任车主权益，系车主购车时支付全款对价后合法取得的专属财产性权利，其流转对象被限定为车主本人及其直系亲属。首任车主没有直系亲属购车需求，权益客观闲置；新车买家希望降低购车成本，双方存在真实供需。被告人仅作为中间撮合方，扮演“权益黄牛”角色，以支付对价的方式从首任车主处收购权益，加价后转让给购车人，所获仅为居间差价；车企则顺利卖出车辆。其主观上不存在以明显不合理低价无偿侵占他人财物的意图。

       2.本案的欺骗行为属于交易局部瑕疵，未虚构交易根本事实，尚未达到刑事诈骗所要求的欺骗程度。本案的核心交易，是车企与购车人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首任车主权益只是双方价格形成过程中的让利安排。首任车主权益并非被告人凭空编造的虚假福利，而是首任车主购车时车企已经让渡出去的部分权益，且已计入营销成本。车辆买卖主合同真实，车辆交付全部落地，购车人享受部分商业折扣并未使交易落空，也未使车企产生巨额财产损失，反而促成了交易，这正是民事欺诈中为促成交易而使用的欺诈手段。

       3.车企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实质财产损失。认定财产性利益类诈骗，必须证明被害人财产发生净减损。复购权益的全部成本已在首任车主购车时发生，权益自交付首任车主起，相关营销成本已经摊销完毕。无论后续权益由谁使用，车企不会额外增加成本。车企设置直系亲属流转规则，商业目的是激励老车主复购新车。本案所有交易均完成新车销售交付，该规则设立初衷已经完全实现；即便权益流转对象非直系亲属，车企“促进复购”的商业目标同样达成，不存在预期利益的重大落空。退一步说，新客户购车确有优惠政策，且与老车主复购优惠不叠加。换言之，车企让出的始终是同一笔营销预算。

       4.民事法律对本案行为已有充分的评价和救济路径，刑法应当保持谦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了合同被撤销后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的后果。就本案而言，若车企认为亲属关系造假导致其违背真实意思给予优惠，完全可以依据上述规定，以缔约欺诈为由主张撤销相应优惠安排、要求购车人补差价或向过错方追偿；购车人与中介之间的权利义务，也有《权益转让协议》和违约责任条款可循。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边界，本质上是刑法谦抑原则的边界。《刑事审判参考》第1372号黄金章案的指导价值正在于此：不能因为行为中存在伪造材料、隐瞒真相的情节，就跳过民事救济直接动用刑罚；只有当行为人虚构整体事实、使相对人无对价交付财物且根本无意履行时，才进入刑法评价。本案各方真实交易、真实履行、各得其所，被告人的行为即便具有可非难性，也应当首先在民事欺诈、行业违规和行政监管的轨道上解决，而不应以诈骗罪论处。

     （二）数额兜底：在控方坚持认为构罪的情况下，逐笔拆解犯罪数额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指控数额一度逼近百万。

       被害单位控告的数额由三部分构成：积分、红包（代金券）、换电权益。辩护的关键在于，所谓的积分、红包、换电权益，能否认定为被害单位的财产损失。

       1.关于“积分”：不能认定为损失，更不能直接以积分换购商品的标价金额折算损失数额。车企内部商城积分没有转换现金的功能，既不能变现，也不能提现，只能在内部生态链内消费，兑换水杯、饮品、抱枕等周边产品。积分不具备通用货币价值，积分兑换本身又包含商业促销安排与营销溢价。以30000积分兑换内部商城3000元的高溢价商品，再按标价直接折算涉案金额，认定被害人损失数额，显然不具有合理性。

       2.关于红包（代金券）：就已认定的车企损失而言，所谓老客户复购专享红包的性质并不明确，不能排除同期新客户首购、门店促销同样发放。

       3.换电权益：换电权益在控告数额中占比最大，也是争议最集中的部分。在与承办检察官沟通时，其亦曾表示，该问题曾专门提交讨论，内部争议很大。若把换电权益折算成损失数额，等于把它当成一件标价明确的财物。但它不是财物，而是一种服务性、继续性的给付，其给付结构决定了无法被一次性折算。作为诈骗对象的财产性利益，应当具有内容上的确定性和价值上的可计算性。换电权益的内容，则是车主在车企换电网络内按次获得免费换电服务：换一次电，车企承担一次电费与服务成本；不换电，则不发生成本。权益附着于特定车辆，随车转移，不能提现，也不能脱离车辆单独变现。其实际价值取决于车辆剩余使用年限、年均行驶里程、换电频次、电价与服务费水平等多种因素，个体差异极大，在裁判时点根本无法确定一个统一金额。对于这类继续性给付的财产性利益，合理的计算路径只能按实际使用所对应的服务成本核算，无论如何，都不能按名义上可能产生的每月换电最大额度一次性折算为既遂数额。诈骗罪以被害人财产发生净减损为必要，已经实际使用的换电服务，车企承担的成本有限且可以核算；尚未使用的部分，车企没有发生任何支出。诈骗数额是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本案换电权益部分，既无实际使用记录，也无服务成本核算，更无价格认定意见，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部分不应计入诈骗数额。而这一部分在指控数额中占比最大，其能否成立，直接决定本案的数额档位。

       四、数额之变：从百万到二十五万

       起初，当事人称办案单位提出的退赔要求为八十余万元，以取得被害单位谅解，因无力承担才委托律师寻一线机会。

       经过数轮沟通，指控数额最终认定为25.1万元。在此期间，辩护人推动谅解协商，以合理数额取得了被害单位谅解。

       五、判决结果与辩护思考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三万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这个结果，当事人和家属是接受的。因为当事人和家属对这个案件的期待不高，他们认为自己有前科，能尽力争取到较低的刑期就可以了，缓刑想都不敢想，虽然当事人和家属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但我个人对此案件定性仍有保留。

       本案的辩护，一在定性，二在数额，三在量刑情节。

       从第一次会见作出不构罪的判断，到实地走访还原优惠政策运行实况，再到对犯罪数额的逐笔拆解，我将指控数额从近百万压缩至二十五万，最终在存在前科记录的情况下争取到缓刑。每一步，都离不开扎实的证据工作和法律论证。

（文中法律适用理论观点仅为作者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