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底，徐达妃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李某近亲属的委托，作为李某涉嫌诈骗罪案件一审阶段的辩护人，彼时李某被拘留到案即将满30天，处于将被移送报捕阶段。

接受委托后，徐达妃律师立即预约会见犯罪嫌疑人李某，并向承办公安机关递交委托手续。

经会见充分了解案情后，徐律师综合判断认为李某涉案行为不具有逮捕必要，并于公安移送报捕后，第一时间向检察院案管查询承办检察官，取得联系方式，同时撰写《呈请对李某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在此期间，对于案情不清楚的地方，立即再次预约看守所会见，与李某详细核对。

经过与承办检察官多次沟通，最终批捕期（7天）最后一天，即五一假期内，从检察官处获知对李某做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并于随后接到承办警官电话，告知联系家属前往办案大队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其家属于当晚接到被释放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呈请对李某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部分摘选：

在论证“社会危险性”之前，辩护人想要厘清一个基础概念，即我国长期以来存在“构罪即捕”现象，只要行为人构成犯罪，就有社会危险性，就有羁押必要。辩护人认为“构罪条件”与“构捕条件”分属不同标准，“构罪”但不一定“构捕”，其中“构捕”应为审查批捕环节所应着重考虑的因素。

“构捕”的羁押理由从本质上看属于一种主观范畴判断，属于对于犯罪嫌疑人实施新的犯罪、毁灭、伪造、隐匿证据、干扰作证、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自杀、逃跑、影响诉讼进程等“可能性”的判断。对于这种主观判断，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客观事实基础上。没有这种社会危险性的客观事实存在，便不能认定存在羁押理由，本案中李某虽然可能存在涉嫌诈骗罪的事实，但是可以判断出其不具有再犯的可能性、继续危害社会的危险性、影响诉讼的可能性而不存在“社会危险性”的客观事实。

结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15）中关于“社会危险性”情形的详细规定。具体到本案来看：

······

（律师注：涉及案情，具体细节不予公开）

基础法律规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

第一百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第一百四十条　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予逮捕的决定：

（一）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二）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

（三）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

（四）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达成和解协议，经审查，认为和解系自愿、合法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

（五）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

（六）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七）犯罪嫌疑人系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2016）

第十八条 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具有悔罪表现，不予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一）预备犯或者中止犯；

（二）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者胁从犯；

（三）过失犯罪的；

（四）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的；

（五）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

（六）系未成年人或者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七）与被害方依法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

（八）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九）系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十）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十一）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宣告缓刑的；

（十二）其他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