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3日，金亚太第200期刑事下午茶在刑事业务中心举办。本期聚焦的案件分别是由鲁鑫宇律师提交的“王某涉嫌强奸、寻衅滋事案”，以及鲁鑫宇律师、黄亚律师提交的“王某涉嫌徇私枉法、滥用职权案”，金亚太刑事业务中心副主任花文静、金亚太刑辩分所副主任王梦强、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正纲担任点评人，实习律师张华民主持。

       案例一：王某涉嫌强奸、寻衅滋事案

       本期下午茶研讨的第一个案例系“王某涉嫌强奸、寻衅滋事案”，由鲁鑫宇律师向与会人员介绍基本案情，本案研讨主要聚焦于涉恶性质、寻衅滋事、强奸的认定问题：如（一）成员之间存在相互斗殴的情况，是否能够认定具有组织性？（二）本案所谓的组织成员经济来源主要是家长给的零花钱，是否具有经济性特征？（三）本案指控的寻衅滋事是“殴打他人”，王某无殴打他人的行为，是否应该被认定为参与人员？（四）因恋爱纠纷导致王某等人与江某等人在学校门口相互谩骂，是否能够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五）如果构成寻衅滋事，江某纠集多人与王某对骂，是否也构成寻衅滋事？（六）本案指控的提供“寻衅滋事场所”行为，是否能够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七）“全程在场观看殴打他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寻衅滋事行为？与会律师围绕案件事实、证据等问题分别发表意见。

       点评人王梦强主任：涉案团伙的组织性，要求成员与首要分子之间形成“组织与被组织、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本案在案证据难以证明王某等人与S某之间形成了完全听从指挥的组织关系，组织性特征存疑。涉恶团伙的经济特征，一般应符合“资金来源非法”与“款项用于豢养组织成员”两个必要条件。本案所谓“逼迫赌博、强行赢钱”的认定明显错误，自发赌博行为赢取的赌资虽不受法律保护，但也不应定性为强迫赌博；相关款项多由成员个人支配使用，未用于组织、豢养成员，经济特征难以成立。涉恶团伙的暴力特征，客观证据表明主要指向S某个人，不能片面理解为整个团伙具有明显的暴力特征；而以组织成员内部相互斗殴来论证相关指控的“暴力特征”，属于自我封闭式论证，缺乏法律依据，更是全国首例，明显错误。寻衅滋事罪要求一方实施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行为，双方相互对骂不可能彼此均构成寻衅滋事罪。对方人员并非被害人身份，其亦纠集多人参与对骂，双方互骂并不存在被害人；“聚众对骂”不属于刑法规定的行为类型，按照刑法定原则难以入罪，也不能将其解释为聚众斗殴的预备行为。有行为才有犯罪，单纯“在场观看”不构成犯罪，“起哄”行为不是刑法的处罚类型，相关指控缺乏基本法理支撑。针对强奸罪指控，主要依赖被害人回忆，且回忆内容前后矛盾、不完整、不确定，是否受到办案机关引导、笔录记载是否为其原话均存疑，可考虑申请相关人员出庭作证。

       点评人花文静主任：对照“一个不漏、一个不凑”的办案要求，本案定性存在明显争议。此类指控须以对外欺压为特征，而成员内部频繁斗殴恰恰说明其更接近松散的群体而非有组织的团伙。同时该团伙不存在有组织地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行为，所获款项仅供个人开销，不具备经济特征。王某仅涉及三起指控、参与次数最少。根据办理此类案件的司法解释，认定成员资格要求纠集者在内至少有两名成员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达到“最低线”并不等于构成犯罪。第一起案件系恋爱纠纷引发、事出有因，不属于无事生非；且寻衅滋事罪须达到“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或“情节恶劣、情节严重”的程度，与一般违法行为有明确区分。对第二指控本罪核心在于违背妇女意志，即被害人处于“不知反抗、不敢反抗、不能反抗”的状态。本案难以认定被害人处于丧失认识能力的状态；“半推半就”不等于同意，也不等于拒绝，须结合具体证据判断。建议申请被害人出庭，通过庭审质证直观呈现相关事实。

       点评人高正纲主任：此类指控对标相应组织类犯罪的四个特征，本案在经济性、危害性、组织性上均存在明显缺口，整案相关指控难以成立。就个罪而言，三起寻衅滋事（辱骂未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提供场所未体现伤害后果、在场观看不属于法定行为类型）均可作无罪辩护。第二指控方面，案发时间久远、客观证据灭失、被害人陈述前后矛盾、事后双方仍保持恋爱关系，均系有利辩点；申请被害人出庭是一把双刃剑，须结合全案证据审慎把握。应结合中央部署的专项治理工作背景，回归法律问题本身，利用程序与时间争取辩护空间。刑辩律师应当把握四个层次——坚守执业底线、对敏感信息拒绝触碰；依法有所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证人出庭、交叉询问、逐罪打击）；相信刑事辩护能够创造奇迹；以及除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外，引导其回归正常生活轨道。

       案例二：王某涉嫌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罪案

       依旧是由鲁鑫宇律师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案情，与会人员围绕张某案、朱某案以及滥用职权案的争议焦点：王某是否履行了审查义务，王某对案件材料的审查是否不当，以及相关人员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等问题，与会律师分别发表意见。

       点评人王梦强主任：最高检2024年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是办理此类案件的重要依据。其中明确，因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伪造证据等过错致使案件事实认定发生变化的，承办人员不承担责任。本案相关材料系当事人自行提供，承办人员仅作形式审查，根据法律规定，不承担司法责任。《条例》明确，“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本案缓刑建议经汇报讨论或听证程序作出，并非承办人个人决定，追责不应仅指向承办人一人。

       点评人花文静主任：“唯一监护人”情节本属取保候审的考量因素，与缓刑适用并无直接关联，相关认定更接近承办人的业务判断问题而非故意枉法；五起指控中张某案风险相对较高（酒精含量超标、立功材料已被查实为虚假、存在财物往来方面的证人证言），朱某、王某两案风险较低（均发生于新规施行之前、送酒证据存在矛盾且无旁证、相关公司身份及状况均属实、量刑建议未被法院采纳），建议将辩护重点放在这两起；申某案现场等待型自首的认定存在争议，需结合行为人是否已无实际脱逃可能性具体分析。此外可调取该院同类案件缓刑适用情况制作数据报告，证明相关情节下适用缓刑属普遍情形；滥用职权罪的成立要求造成法定的重大损失后果，本案所谓“损害司法公信力”与相关规定列举的损失后果并不相当，难以构成本罪。

       点评人高正纲主任：辩护须先逐一梳理五起案件的事实（两起徇私枉法、三起滥用职权），重点打掉徇私枉法指控中“现金1万元”“茅台酒四瓶”两项核心事实；就法律适用而言，徇私枉法既无徇私（款项已退回、财物未收）、亦无徇情（未直接接触嫌疑人）、更无枉法，两起指控均难成立，其中“唯一抚养人”有相关量刑规范及醉驾案件办案意见作为从宽考量依据，承办人员基于在卷书面材料作出认定并无不当，立功材料依职责核实亦属履职行为；滥用职权须审查是否故意超越职权、是否具有非法目的，并要求造成实际的损失性后果，本案以“损害司法公信力”认定严重后果与相关规定列举的损失类型不相当。策略上应关注侦查与审查起诉环节办案人员身份是否同一、依法提出回避等程序异议，在审查起诉阶段集中力量就滥用职权指控先行提出意见、避免过早暴露全部辩护思路，并充分借助当事人及家属的理性表达让辩护意见被对应程序的承办人员充分知晓。


图文| 张华民
编辑| 代娜娜
审核| 徐权峰 王梦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