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4日下午，第109期刑事下午茶在安徽金亚太刑事业务中心如期举办。本期下午茶主要分享、研讨两个案例，分别是刑辩分所网络犯罪辩护部主任梁克秀律师提交的“马某涉嫌故意伤害案”，以及亚太刑事司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金亚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正纲律师提交的“公安A某涉嫌徇私枉法案”。

    金亚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王亚林、金亚太刑辩分所副主任蔡鹏担任点评人。合伙人、执业律师、实习律师、见习生共20余人参加。鲁鑫宇担任主持人。

   本期下午茶讨论的第一个案例是“马某涉嫌故意伤害案”。由梁克秀律师向与会律师介绍案情，与会律师就案件事实、证据以及程序问题依次发问。随后，与会律师对案件焦点问题发表意见。

    吴月瑶认为，本案应当考量到冲突发生的具体时间与地点，从被害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具有进一步发展可能性，从而导致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受到损害进行论证，最终论证出马某行为具有的正当性。

   丁大龙认为，办理此类案件需要参考、研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在该意见中关于正当防卫的认定对本案的辩护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此外，在该案中，首先被害人本身系严重醉酒状态；其次，被害人的前行行为超出了日常交流的合理界限；再次，在案证据无法证明本案是谁先动手实施殴打行为；最后，互殴行为发生于马某家中，且处于深夜。上述情节均有利于正当防卫的认定。但是结合司法实务，建议承办律师与当事人全面沟通辩护策略，告知诉讼风险，制定妥善的辩护策略。

   高正纲认为，本案的核心焦点在于马某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对于该问题，存在较大的辩护空间。从本案的事实来看，马某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且能满足《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九）的要求。首先，所谓“被害人”于深夜砸门、闯入马某家中，进而殴打马某，具有较大的过错，其行为可认定为不法侵害；其次，马某为维护人身安全，保护住宅安宁，出手反击，具有正当性；再次，马某目的是制止对方侵害行为，双方手段、性质、强度相当。最后，马某只导致轻伤后果，没有造成过限损害。综上，本案可以围绕正当防卫进行无罪辩护。考虑到我国关于正当防卫的认定门槛呈现逐步下调的趋势，但司法实践中关于正当防卫的认定依然处于较为保守的态度。建议承办律师与当事人充分沟通，确定全面的辩护方案。

    点评人蔡鹏认为，关于正当防卫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可以《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作为分界线，在该意见之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正当防卫的适用持有高度谨慎的态度。在该意见发布以后，针对不法侵害的认定范围有所扩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明确要求由第三视角转换为第一视角去考量正当防卫的认定。所以本案可以充分考虑正当防卫的适用。第一，要着重考量被害人的过错问题。即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充分达到不法侵害，且具有高度紧迫性的程度。第二，要着重考量自然逻辑问题。即冲突发生时，被害人与马某分别所持有的心态，从自然逻辑的角度去衡量谁对冲突升级持有主要责任。第三，要着重考量马某是否具有规避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即在被害人的冲突发生后，除却正当防卫行为外，是否具有其他救济方式。

   点评人王亚林认为，我所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依然需要坚持专业化辩护，精细化辩护的辩护原则。首先，需要承办人仔细研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从中寻找到支持正当防卫辩护的依据，做到“榨干法条，为我所用”，充分发挥刑辩律师的专业性、能动性；其次，需要承办人仔细研读周光权教授的专著《刑法公开课》，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夯实法学理论基础，从法学理论中提取本案的辩护思路，体现我所律师的专业性；最后，需要承办人仔细研读我所前兼职律师魏汉涛教授的专著《正当防卫制度反思》，对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有更深刻的思考。刑辩律师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需要保持对理论知识的高度渴望，做到以案件事实为导向，以理论知识为路径，在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办案能力。

     本期刑事下午茶讨论的第二个案例是“公安A某涉嫌徇私枉法案”。由高正纲律师以图文的形式向与会律师详细介绍了案情，与会律师就案件事实、证据与程序等问题依次发问。随后，与会律师对案件焦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范龙龙认为，该案有多名公安人员打招呼，结合A某与徇私枉法行为人D某之间在职务上不具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且双方之间没有过多交情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去做无罪辩护。

     丁大龙认为，首先，徇私枉法罪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行为人需要满足在主观上明知行为对象具有犯罪事实，在客观上出于徇情或徇私，帮助他人逃避刑事责任追究或减轻刑事处罚。结合本案来看，从原案发至A某前往说情的时间间隔较短，因此A某在接受请托时，对于帮助说情案件涉嫌犯罪的事实可能存在不明知的情况。对于无罪辩护可以考虑从A的主观内容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作为切入点；其次，A某的行为在本案前已经受到纪委监委的处理，且纪委监委并未认定其构成犯罪。对于该情况，也可以从定性角度去排除其行为所具有的刑事违法性。最后，结合多名公安说情，且A某与承办警官D某在职务上不具有领导关系，个人生活中不是朋友关系，可以看出A某在本案中的作用较小，虽然难以切断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可以从原因力大小的角度进行辩护。

   点评人蔡鹏认为，第一，对于职务犯罪案件，无罪辩护需要前置化，尽可能地在案件的早期发力，从而实现无罪效果。对于本案也是如此，在较早介入的情况下，对本案进行无罪辩护具有一定的空间；第二，从办案机关的认定逻辑来看，A某并未是案件的直接承办人员，但将其认定为共犯依然存在可能性。那么在共犯层面，A某可能承担教唆犯的地位，而承办警官D某则属于直接正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共犯中的教唆犯按照其在共犯中的作用认定其地位，将A某认定为从犯具有一定的空间；第三，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虽然直接切断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难度，但是进行原因力的论证依然具有很大空间；第四，锁定A某所具有的有利情节，为后续的辩护策略提供必要基础，从而争取到最优辩护效果。

撰稿| 鲁鑫宇

摄影| 范学松

编辑| 许巧蔓

审核| 陶鸿  高正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