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两案，横跨百余公里；拘束椅上指居期间的不眠夜、证人被当嫌疑人审讯、被害人询问笔录遭“狸猫换太子”——两场排非攻坚战结果如何，看王亚林律师直击刑事程序正义深水区。

       2026年10月的北方，秋意渐浓。从L县到G县，两场分量极重的刑事庭审前后相接，横跨百余公里。王亚林律师带领辩护团队，在短短两周之内，接连迎战两场重大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两场庭审的核心战场，都指向刑事辩护公认的“深水区”——非法证据排除。

       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的疲劳审讯，到证人取证的场所违法与人身限制，两案的排非各有攻坚重点，却同样剑指侦查程序的规范性，同样充满控辩双方的激烈交锋。法庭之上，法槌声落，两场关于程序正义的攻防战，悄然打响。

       一、L县法庭：拘束椅上的不眠夜与排非攻坚

       10月21日，林宇（化名）等五人涉嫌诈骗罪一案在L县人民法院开庭。该案被指控为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涉案金额近亿元，号称被害人五万余人，侦查阶段多名被告人被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取证合法性争议从立案之初便贯穿始终。

       两次庭前会议，辩护律师据理力争，最终除一名被告人指居期间的监控录像因故障无法调取外，法院调取了四名被告人全部七天的指居期间监控录像，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极为罕见。辩护团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逐帧逐句审查近200多个小时的指居期间的监控录像和讯问的同步录像，为庭审做好准备。

       两次庭前会议后，开庭首日，法庭决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以庭前会议代替法庭排非的大部分场景下，排非程序的启动实属不易。控辩双方的第一轮正面碰撞，围绕指居期间的供述合法性展开。

       王亚林律师指出，侦查机关将某派出所旧址作为指居的执行场所，把制式讯问室作为指居休息场所，把拘束椅作为嫌疑人休息的床铺，直接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的法律规定。经审判长准许，辩护人当庭展示了指居期间的监控录像，将指居期间的真实状态摊在了法庭之上：视频自2024年8月5日16:04开始，画面中的林宇已经坐在铁质拘束椅上，双手戴铐，对面坐着看管人员。卷宗却显示，林宇8月4日13时便已被拘留，当晚即进入指居场所，中间超过26小时的监控完全空白。被告人当庭指认，那句“不配合就把你妻子和公司所有人都抓过来”的威胁，恰恰发生在这段视频缺失的8月5日上午。

       后续的监控录像内容，印证了疲劳审讯的全程存在：8月5日深夜，数名身着制服与便衣的人员进入房间巡查，被告人只能躺在地上短暂休息，凌晨1时，更是被看管人员叫起要求林宇坐在拘束椅上，称“有领导巡查，先别睡觉”，此后一夜未眠；8月6日至7日凌晨，办案人员进入房间厉声呵斥：“6个月，我不相信你能扛6个月，不要叫他睡觉了，还想睡觉来，把你当爷伺候着”“睡眠时间不允许超过他们（指其他被告人），他们今天几乎就没怎么睡觉，你睡也可以了，我良心上已经对得起你了。”此后数天，看管人员在旁刷视频、打游戏，手机声响透过画面清晰可闻，被告人始终戴铐坐在拘束椅上，不被允许平躺休息，连续多日每日睡眠不足4小时，更无连续的夜间休息。

       “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就明确规定，每24小时应当允许被羁押者享有连续8小时的休息时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第二款曾经规定：“ 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保证每日不少于8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采用违反上述规定的疲劳讯问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虽然最后出台的文件删去了“不少于8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显然8小时是国际通行的标准。七天只有供认前两天允许每天在地下打地铺睡6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拘束椅上休息，不仅不人道，属于变相的肉刑并使嫌疑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

       王亚林律师当庭援引法条与比较法规定，直指侦查行为的违法性，“公诉人称法律只要求‘必要休息’而非‘充足休息’，但我想请问，连续七天戴着手铐坐在铁椅子上，每天坐睡三四个小时，半夜被呵斥叫醒，这到底是必要休息，还是变相折磨？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良知问题，任何一个具备基本道德良心的普通人，看过这些监控视频，都能得出符合常识的判断。”

       除了指居期间的非法取证，王亚林律师同时指出，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存在实质性差异。侦查人员大量歪曲诱导被告人供述，将“不知道销售话术”记录为“承认话术存在”，将“要求员工合规销售”篡改为“允许冒充老师学生”，本质是制造虚假有罪供述。根据《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第二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讯问笔录与讯问录音录像存在实质性差异的，应当以讯问录音录像为准。

       庭审的排非程序中，控辩双方就指居场所合法性、休息时间保障、笔录真实性、威胁取证等问题展开多轮辩论。10月22日上午，合议庭宣布了前一天晚上合议庭连夜评议并报审委会讨论后的排非决定：认定本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方式不当，不能排除被告人因遭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供述，依法排除多名被告人指居期间的讯问笔录，对林宇的供述，应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内容为准。排非取得了重大成果。

       随后的庭审中，辩方继续围绕违法搜查、扣押物证、违法提取电子证据、指供、诱供、排练预演再做笔录等证据合法性问题展开质证，将排非的精神贯穿全案证据审查始终。

       特别一提的是，不仅侦查机关对电子数据的取证违反了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没有见证人或见证人不适格而且违背了基本的技术标准；尤其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经众被告人法庭上对投影图片进行辨认，作为物证的电子证据的原始存储介质，被扣押的近百台涉案电脑主机居然未当场与持有人、见证人查点清楚并开列扣押物品清单，而是在嫌疑人被押解至千里之外，在指居结束并羁押在看守所之后，要求嫌疑人倒签日期形成，嫌疑人竟不知道被扣押的究竟有哪些物品、是否是自己的物品。王亚林律师根据庭审这一新的情况，指出侦查机关此举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备查。”当即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收集物证为由，申请对扣押的物证予以排除。

       无论是电子证据还是电子证据的载体电脑主机物证，一旦排除，则整个案件的证据体系彻底垮塌。

       此后连续两天的庭审，王亚林作为第一被告的辩护人和来自北京、上海、辽宁、山东的多名律师联袂对控方证据的三性提出全面的质疑和辩论。

       二、G县法庭：证人席上的取证合法性追问

       10月23日L县的庭审刚结束，硝烟未散，王亚林律师就带领辩护团队前往G县迎战另一场重大刑事案件庭审。10月28日，李四（化名）等人涉嫌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罪一案在G县人民法院开庭，该案被指控为恶势力犯罪，同样存在大量程序合法性争议。早在6月份，王亚林就向法庭递交确认侦查行为无效申请书、公诉人回避申请书、排除非法证据（证言）申请书、被害人出庭申请书、证人出庭申请书，还提交了辩护人向控方证人进行的调查取证笔录。

       与林宇案不同，本案中多名关键证人在侦查阶段被以类似对待嫌疑人的方式取证，询问笔录遭“调包”，证言合法性存疑，排非战场从被告人供述延伸到了证人证言。

       法庭上，王亚林作为第一被告人的第一辩护人几乎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对照三位证人曾经在律所制作的笔录，宣读有关证人过去在侦查机关的笔录，通过证人法庭上的否定回答，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侦查人员令人咋舌的取证过程。当然，面对公诉人随后声色俱厉地询问证人，王亚林也不得不表示反对，即使对待被告人也应该理性、平和，对待证人更应态度温柔。公诉人大度地表示接受。

       出庭的五名证人均陈述了足以推翻指控的事实，其中三名关键证人，一名被害人当庭还原了侦查阶段的取证过程。A证人称，办案人员询问之前拿走其手机并索要密码进行数据复制并贴上取证后的不干胶标签，直到笔录快做完才归还；B证人和C证人当庭表示，自己接受的询问不是在询问室进行，而是在讯问室的拘束椅上完成，全程被要求穿拖鞋、搜身，与嫌疑人接受讯问的流程毫无二致。B证人还证实，本案还有其他证人同样是在讯问室讯问椅上接受询问，全程被限制人身自由。D被害人更是当庭陈述了让人闻所未闻的询问笔录遭“狸猫换太子”的经历，第一次询问结束后，D被害人校对了笔录并签字，他记得该份笔录并没有辩护人在法庭上向其核查的落款为该日笔录的内容，感觉很奇怪，不像是自己作过的笔录，经过回忆他才恍然大悟，原来第一次询问结束两个月后，侦查人员找其做第二次笔录时，声称第一次的询问笔录有“细节调整”，重新签字即可，出于信任公安机关的心理，被害人未重新核对便直接签字，笔录日期仍然落在第一次询问时，而未曾想到笔录竟然已遭调换，重新签字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居然新增了许多被害人也不知道的对被告人所谓犯罪的指控。

       王亚林指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例第215号明确确立了‘违法使用戒具＝非法方法’的审查规则，对被告人尚且如此，对证人难道就可以降低标准？”王亚林律师当庭提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第二条明文规定，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本案侦查机关将证人置于讯问场所并使用械具，扣押个人手机，使用拘束椅限制人身自由，本质就是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取证，而笔录被“狸猫换太子”更是显然的非法取证，由此形成的证言，依法应当全部排除。

       休庭间隙，公诉人十分愤慨地表示，他办理过2000多件案件没有遇到如此多证人、被害人当庭“翻证”的情况，庭前必然有人串供，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伪证罪责任。王亚林坦言，如果怀疑辩护人指使证人伪证可由其他公安机关对辩护人立案，辩护人会提交自行向证人取证的全部同录。公诉人表示不会针对律师。王亚林建议公诉人休庭后去公安机关讯问室调取向证人取证的同录即可真相大白。

       第二天庭审举证过程中，公诉方主动撤回部分在执法办案中心讯问室形成的证言，仅提交后续在办公室制作的询问笔录，并称不举证，也就不存在非法取证问题。对此，王亚林律师当庭反驳：“刑事诉讼里有‘重复自白’排除规则，第一次采用非法方法获取供述，之后相同的重复性供述也应当一并排除。这个规则难道只适用于被告人，不适用于证人？第一次在讯问室非法取证，给证人造成的心理强制不会因为换了个房间就消失。只要非法取证的影响没有中断，后续的重复证言就同样应当排除。”

       他同时强调：“《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什么叫客观充分？就是要消除证人的不安与恐惧，让他能自由陈述真相。把证人当嫌疑人审，手机被扣、人坐讯问椅，证人怎么敢说真话？这样取得的证言，凭什么作为定罪的依据？”

       10月29日下午开庭之前半个小时，法庭召开第三次庭前会议，专门就证人证言排非问题作出处理。合议庭最终认定：证人在执法办案中心讯问室形成的证言，因取证场所不合法，依法予以排除，并且合议庭会高度重视证人、被害人的当庭证言，将综合全案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而公诉人表示，被害人的出庭陈述和过去的不一样，请合议庭“参考”。

       除此之外，辩方还就被告人家中搜查无文书和拘传证等程序问题提出异议，将证据合法性的审查覆盖到侦查的每一个环节。

       三、两周两案，守住程序正义的底线

       从10月21日到10月30日，横跨两周时间，两场重大庭审，两场艰苦卓绝的排非之战。出庭的同行均称，王亚林的排非令人胆战心惊。庭后，王亚林向两案合议庭递交了几十万言的辩护词、排非申请、质证意见和类案参考，判决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林宇案暴露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乱象。闲置派出所改作指居场所、拘束椅上的疲劳审讯、缺失的监控录像、被篡改的讯问笔录，每一项都是刑事侦查合法性中长期以来的“老大难”问题。李四案中出现的笔录遭遇“狸猫换太子”、将证人变相作为嫌疑人对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利用心理强制获取不利证言等一系列问题则撕开了证人遭违法取证的一隅，这类问题往往因隐蔽性强而难以被关注。

       被称作“动态宪法”的刑事诉讼法，不仅规定了追诉犯罪的程序，也划定了公权力行使的边界。在这部法律第四次修订之际，回望两案暴露出的取证问题，尤其令人感慨。程序正义早已被视为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实体公正不可缺少的保障；但在现实的侦查、起诉过程中，严重的程序违法乃至对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侵害，仍然可能发生。这不能不令人警醒。

       排非不是为“坏人”开脱，而是为了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线，这是两场庭审中，王亚林始终传递的同一个辩护理念。“警察并不天然比老百姓更诚信，恰恰相反，握有公权力的人反而更可能违法。”他在庭审中如是说，“我们今天较真每一份证据的合法性，不是要放纵犯罪，是要防止公权力滥用，是要让每一份判决都建立在合法、真实的证据之上。”

       法槌落下，庭审暂歇。两周的惊心动魄，最终沉淀为两份排非决定，也沉淀为刑事辩护路上又两个坚实的脚印。真正的刑事辩护，不应当依赖否定一切指控来获得胜利。同样，追诉犯罪也不能以牺牲法定程序为代价。对于任何一项指控，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始终应当建立在合法、可靠的证据基础之上。

       谈及两案的庭审感想，王亚林的感触出人意外：“两案的合议庭法官体现出的人文精神、专业素养和智慧担当令人敬佩；G县法庭出庭的副检察长作为第一公诉人，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了然于胸，高超的业务技能、务实的工作态度、豁达的胸怀同样令人尊重。现在的中国，有良知的司法官才是中国法治的脊梁，而刑辩律师作为在野法曹只能是铺路石角色”。

       在以上两案的开庭间隙，王亚林和助手利用周末时间飞赴西南某省，为一起省监委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二审排非程序和还原案件事实进行取证并和承办法官交换意见。

       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每一次成功的排非，每一次对违法取证的纠正，都是在推动法治向前一步。而这条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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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吴一鸣
编辑| 代娜娜
审核| 张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