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文文，安徽大学法学院本科、法律硕士，安徽金亚太（长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中心环食药犯罪辩护部副主任。深耕刑事辩护领域，参与承办多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如任某受贿案、裴某受贿案、王某受贿案、汤某受贿案、杨某贪污案、吴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关某盗窃案等。

       一、回望来路：由心生起的职业选择

       走上刑事辩护这条道路，并非一时冲动的热血，而是长久沉淀之后，向内求索做出的职业抉择。

       大三法学院专业分流时，可供选择的方向大致分为民商法与经济法、刑法与行政法、国际法三类。身边多数同学倾向于民商经济法，这一领域贴近日常生活，在就业层面也更具现实优势。但就在递交志愿表的那一刻，我遵从内心的志趣，选择了刑法方向，就此与这门学科结下渊源。研究生阶段我也继续跟随刑法学教授行江老师进行刑法的深入学习，为从事刑辩奠定了专业基础。

       而刑辩律师这颗种子，也是在大三埋进心底。课堂上，储陈城教授推荐了邓子滨教授的《斑马线上的中国》。书中有一章专门探讨：律师为什么要为 “坏人” 辩护？系统学习过法律，我早已明白基础答案：法律的要义，是给予每一个人平等的保护，不因品行、社会评价区别对待，即便是涉嫌犯罪的人，基本人权同样应当得到保障。可这本书给出的思考，远比这句道理更加厚重。

       公安、检察、法院构成完整的司法体系，侦查与控诉的权力掌握在国家司法机关手中。面对强大的公权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天然处于弱势。普通人很难独自抵御公权力的检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正是刑辩律师存在的意义：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站在当事人一侧据理力争，让辩方拥有和控方平等对话的基础，帮助法庭完整听取两方陈述，得以居中公允裁判。

       邓子滨教授的文字平实克制，没有煽情的修辞，也没有激昂的口号，却字字叩击人心。律师不是在为作恶开脱，而是在为 “人” 辩护 —— 为那个面对国家机器手足无措，甚至难以完整表达自我的普通人辩护。即便当事人确有过错，即便舆论已经提前给出评判，在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前，他依旧拥有申辩的权利。刑辩律师，便是守护这份发声权利的人。

       这颗“种子”得以发展壮大的契机是在我读到王亚林主任所著的《精细化辩护》一书，书籍开篇即提到“刑辩律师是戴着镣铐的舞者，每一个有志于专门从事刑辩业务的律师都是一个有勇气、有胆识的人……秉持‘天下刑辩是一家’的理念，作为一个业已成长起来的刑辩团队，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本团队的成长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一是自省，二是可以为全国有志于从事刑辩业务的律师提供借鉴。”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金亚太刑辩团队，一个发展成熟且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团体。而对于希望从事刑辩行业的我来说，加入一个这样的团队对青年律师刑辩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二、入行修行：刀尖之上的实务历练

       能够加入金亚太，至今还记得面试当日的忐忑。整套考核流程严谨完整，提交材料、面对面交谈层层推进，多位主任轮番提问，问题直击实务，细致问及我过往接触、参与处理过的案件。也正是那次面试，我遇见了我的指导老师，金亚太刑事业务中心主任张世金律师。

       师父提问并不繁多，只是在得知我有志于刑事业务后，抛出了几个实务问题。彼时我过于紧张，不少回答都没能切中要害。面试结束，我几乎认定自己会落选，没想到当天下午便收到录用通知。事后回想，恰恰是那些答不上来的问题，让我清醒看见自身的短板。

       这一年，在师父的指引下，我先后参与受贿、贪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恶势力犯罪集团、组织卖淫、寻衅滋事、聚众斗殴、非法经营、强奸、串通投标等十余起重大案件的办理，刑辩实务能力得到实实在在的打磨。

     （一）会见：铁窗阻隔下的信任构建

       第一次参与会见，我主要负责辅助记录。师父提问节奏紧凑，我一边记下当事人的陈述，一边还要捕捉追问的关键，常常顾此失彼，记下一句便遗漏另一句，也分不清哪些信息需要重点标记。

       事后师父提醒我，会见之前至少要粗阅卷宗，厘清基础案情。如若不然，当当事人提及证人、证据材料，我们便会陷入茫然。正式会见当中，师父习惯先和当事人核对案件客观事实，再对照卷宗，逐一核对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是否吻合。同时始终把握言语边界，规避一切容易被曲解为教唆的违规表述，守住执业风险的防线。

       返程途中和师父闲聊，我才懂得刑辩的难处不只在于专业功底，更在于与人打交道的分寸：对当事人要建立信任，对家属要纾解焦虑，对办案机关要理性沟通，不同场景要有不同处事方式。但沟通只是外在方法，根基永远是扎实的基本功，吃透法律条文，深挖全部证据。这些碎片化的提点，带我一点点叩开刑辩实务的大门。

     （二）阅卷：在案卷故纸里还原事实

       如果说会见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阅卷，便是和一摞摞沉默的卷宗对话。我第一次独立阅卷，办理的是一起省监委指定管辖的受贿案件，卷宗共计二十本，对于新人而言，这尚且算不上卷帙浩繁。可最初我完全找不到方法，如同阅读通俗读物一般逐页翻阅，案件事实、银行流水、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混杂在一起。一周下来，脑海里只剩下零散破碎的片段。

     和师父研讨案情时，我的困惑被一眼看穿。他告诫我，阅卷要制作阅卷笔录，依照起诉意见书或起诉书的指控顺序，一一在卷宗内定位对应证据。后续想要对某一项指控提出异议，才能够对相关证据了然于心；同时要多读证据法和证据规则类书籍，建立证据审查与分析思维。

       慢慢摸索，我总结出属于自己的阅卷思路：先搭建整体框架，审查程序卷宗的合法性；再填充细节内容，横向比对言词证据，核实被告人、证人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是否存在出入，譬如受贿案件之中，行贿人与受贿人关于送钱的时间、地点、包装细节能否对应；纵向比对同一个人的多份笔录，查看前后陈述有无矛盾；最后查找案件的 “伤痕”，审视书证等材料的合法性与关联性。

     掌握方法之后，还要学会根据案件情况灵活变通。卷宗数量有限时，采用核心摘抄法制作阅卷笔录最为合适，既可以完整梳理全案证据，撰写辩护文书时还能够直接摘录，不必反复翻阅原始卷宗。可这套方式，并不适用于案卷庞大的案件。

       办理一起湖北特大贪污2.7亿元二审案件时，卷宗多达73本，七名被告人，数百名证人，仅言词证据便占据数十卷。倘若依旧全盘摘抄，不仅效率低下，还极易出现看后即忘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形，就要改用列表法或证据目录法，摘录和辩护观点息息相关的核心证据，兼顾效率与办案实效。

     （三）沟通：落笔有重量，言语存分寸

       刑辩律师的沟通分为两类：一类落于纸面，一类诉诸口头。书面文书面向公检法办案机关；口头沟通，则面对当事人家属与办案工作人员。

       书面写作，是我投入精力最多的板块。每次起草辩护词、调取证据申请书，师父会让我先完成初稿，之后逐字逐句审阅，标注疏漏与不足，告诉修改逻辑。我再反复调整，一份文书往往来回修改数遍甚至十几次，才具备正式提交的条件。

       印象很深的是一起受贿案件，师父让我尝试撰写初步辩护词。我洋洋洒洒写下数千字，自以为关键点均已覆盖。师父没有过多评判，只是打开标注后的稿件让我阅读：我的数千字文稿，被提炼压缩至不到八百字，整体逻辑重新排布，先梳理程序问题，再分析实体事实，最后提出量刑意见。每一个观点之后，都附上卷宗页码、证据编号以及对应的法律条文。

       师父对我说，法官、检察官每日需要处理海量案卷，文书的价值不在于篇幅长短，而在于观点是否突出，论证是否扎实。论证到位，简洁反而更便于办案人员阅读。

       后来我渐渐明白，辩护词不是开庭前夕才开始构思的产物，阅卷工作启动的同时，辩护词的撰写便已经开始。阅卷过程中遇到有价值的线索，随时记录留存。阅卷结束，将搜集到的辩点重新梳理归类，区分程序瑕疵、证据链条缺陷、法律适用争议。开庭之前，结合庭前会议和检察官沟通的情况再度优化；庭审结束，根据当庭质证、法庭辩论中新浮现的问题继续补正，至此才算完成定稿。实习阶段，我经手的辩护材料大多历经十余次修改，每一版的删改，都能看见师父对于遣词造句，乃至标点符号的严谨斟酌。

       口头沟通，则是另一门修行。和家属交流，对接办案机关，需要两套截然不同的处事节奏。每次师父接待家属面谈、通话，我都在一边旁听。起初我并不理解，为什么家属反复追问案件胜算，师父始终不会给出确切结果承诺，更多是分析大致预判和走向，客观告知当下的工作内容与后续计划。

       一次会见结束，我就此向师父请教。他解释道，家属追问把握，本质来源于内心的恐慌。即便表述留有空间，家属也会放大其中乐观的部分，以此期待最终结果。倘若判决不如预期，便容易认为律师履职不到位。不是拒绝沟通，而是沟通要立足客观事实，讲清法律规定，列明现有证据，说明我们能够开展的工作，以及相应可能产生的走向。在与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沟通中，律师应当输出专业策略与建议，而不随意许诺结果。
面对公检法办案人员，沟通的姿态又有所不同。会见前后，师父常会带我前往检察院、法院当面陈述辩护意见。有一回，我们针对案件定性，主张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而非盗窃，出发前我整理好完整书面意见。到达检察院后，师父递交材料，逐条阐述我方观点。

        起初检察官态度坚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定性没有争议。师父没有直接争执反驳，顺着对方的表述抛出疑问：本案存在内部员工勾结外部人员参与的情节，该特殊事实，应当如何适配普通盗窃的定性逻辑？对方短暂停顿，翻阅手头案卷，态度随之缓和，表示内部会就该争议点专门研讨。

       返程路上师父复盘这次沟通，告诉我：和办案机关打交道，态度柔和不等于妥协示弱，是尊重法定的办案程序；立场坚定也不等于言语对抗，是守住辩护的核心观点。姿态可以谦和，但辩护的底线不能退让。那次经历让我懂得，所谓软硬有度，不是处事的权谋技巧，而是专业沉淀带来的从容。

     （四）开庭：发问、质证、辩论

       庭审是刑辩工作的集中呈现，也是此前所有阅卷、会见、沟通的最终落脚点。我全程跟随师父出席每一场庭审，主要负责庭审笔录的记录。坐在辩护席让我得以完整地观察师父在发问、质证、辩论三个环节中的节奏与分寸。看得多了，才明白庭审从来不是临场发挥的舞台，而是案头功夫的兑现——你在庭上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能在卷宗里找到出处。

       发问环节，师父的原则是“问已知的，不问未知的”。对当事人的发问，目的不仅获得新信息，而且让法官听到当事人自己的声音，所以问题的答案必须在你的预判之内。

       质证环节，其实就是对阅卷成果的检阅。针对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书证、物证、鉴定意见等材料，结合证据分析方法，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个方面进行举证质证，确保卷宗材料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辩论环节，是庭审的高潮，也是我印象最深的部分。那起受贿案的庭审，至今历历在目。案件的核心争议，是当事人收受的一笔款项究竟属于受贿还是正常人情往来。起诉书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收受财物数额巨大；而师父在阅卷和会见中反复核实的事实是，当事人与对方有多年的私交往来，双方在年节、婚丧嫁娶中互有馈赠，涉案的那笔钱款发生在当事人子女结婚之际，与职务行为之间没有明确的对价关系。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先发表意见，认定该笔款项构成受贿，理由是“数额明显超出正常人情往来范围”。师父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第一，从双方关系来看，当事人与对方存在亲戚关系；第二，从双方交往的历史看，当事人与对方家庭有多年的互赠记录，金额虽有大小，但性质上属于礼尚往来，并非单方面输送利益；第三，从时间节点看，送钱的时间是当事人子女结婚时，场合是在其婚礼上，与当事人职务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他每说一个观点，都对应着卷宗中的具体证据，页码和证据编号清清楚楚。

       那次庭审之后，我慢慢理解了庭审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发问是铺垫，让法官清楚地了解到辩护人想要强调的事项；质证是拆解，把案卷证据的漏洞一个一个找出来；辩论是观点的总结与表达，将发现的问题串联起来并引起法庭重视。

     （五）庭后与归档：辩护工作的延续和复盘

       庭审落幕，绝不代表辩护工作就此终结。除了结合庭审情况完善辩护词，判决下达之前，依旧还有为当事人争取有利结果的机会。

       办理一起受贿案件时，庭审结束、判决尚未作出，恰逢两高出台《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关于自首的新规，为案件带来新的辩护突破口。我们牢牢抓住这一契机，撰写多份法律意见递交法院，多次和法官电话沟通，尽力为当事人争取更轻量刑，最终法院采纳辩护意见，判决刑期比量刑建议还要轻。这起案件让我警醒，刑辩律师需要持续跟进法律法规更新，把握住每一处可以维护当事人权益的机会。

       案件归档，既是个案办理的终点，也是复盘学习的教材。实习期间，我亲手完成二十余本案卷的归档，从页码编排到打孔装订，工作看似枯燥琐碎，却是重新回望全案的过程。翻阅师父过往办结的卷宗，接触各类未曾实操过的法律文书，充实自身实务储备。对比起诉书与最终判决书，反思哪些辩护观点得到采纳，哪些意见未被采信，厘清背后究竟是证据问题，还是法律理解上的分歧。

       三、认知蜕变：细致与审慎，是刑辩人的底色

     （一）细致：不忽略任何一处细微事实

       刑事业务之中，真正左右走向的，很多时候不是宏大法理，而是散落的事实细节。办理的一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从侦查人员取证的时间和地点违背常理，再到鉴定意见的结论和数据存在错误，我们据此出具书面法律意见。这份意见最终被法院采纳，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当事人迎来转机。

       这件事让我真切体会，刑辩律师的细致，是制衡司法运行偏差的微小螺丝。稍有松懈，程序与事实层面的疏漏，便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二）审慎：对待每一起案件都全力以赴

       审慎尽责，既是对案件负责，更是托住当事人的人生。曾经有一起已经认罪认罚的上诉案件，在外人看来，一审当庭认罪，量刑也在认罪认罚的建议区间，几乎没有辩护空间。我最初疑惑为何还要接手，师父告诉我，当事人选择认罪，是他个人的选择；但律师该审查的程序、该核查的证据，一丝一毫都不能省略。律师享有独立辩护权，要替当事人说出其无法表达、无力表达的观点，把卷宗当中证据漏洞、逻辑矛盾完整呈现出来，这是辩护律师的职责。

     四、前路展望：于暗夜之中守护光亮

       如今站在独立执业的门槛，我的内心褪去初入行业的躁动，多了厚重和平静。

       我清楚，刑辩之路，依旧充满挑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落地，客观上压缩了部分辩护空间；部分办案环节依旧过度依赖嫌疑人供述，庭审实质化的推进依旧任重道远。往后的执业路上，注定要在夹缝当中前行，既要妥善回应家属的期待，又要面对司法实践的固有惯性；既要为确有罪行的当事人争取程序正义，也要承受世俗社会对刑辩这份职业的误解与非议。

       但我时刻警醒自己，不要沦为机械处理案件的 “司法流水线工人”。要保持对不公的敏感，共情当事人身处困境的痛苦。我期盼未来，能够如同我的师父一般，依靠一个个扎实的辩点和专业情怀，坚守法律，仗义执言。

       往后，会见室的铁门还会一次次开合，深夜的书桌之上，还会摊开厚厚的卷宗。但我不再惶恐，会见时耐心地倾听，卷宗堆里抽丝剥茧的细致，法庭之上不卑不亢的坚守，都已经沉淀成为我的职业底色。

​       我心怀敬畏，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长路漫漫，唯有坚守方能抵达；险关重重，唯有笃行方可向前。回望当初，正是希望为黑暗之中的人带去一点光亮，我才选择走上刑辩的道路；展望前路，也愿自己始终站在程序正义这一边，继续做那个暗夜里执烛的人。
 
 
撰文| 周文文
编辑| 代娜娜
审核| 黄奥、刘绍勇